编者按
3月4日，2026年全国两会拉开帷幕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的五个建议把“科学慈善”带上了热搜。他在《关于支持科技公益发展，助力科技强国建设的建议》中提出：财政资金难以覆盖所有探索性、非共识性的前沿课题，亟待科技公益“补位”。
这份建议把“科学慈善”这个“小众”的话题，以及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的行动，推向公共视野，呈现了中国科研支持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：从政府主导逐渐走向政府和多元社会力量“共舞”的模式。
事实上，这种变化早已有迹可循。2016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已将“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”明确列为慈善活动的重要范畴。近年来，中央多次强调“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、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”，“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，开展高风险、高价值基础研究”——这些政策导向，正为“科学慈善”提供着越来越坚实的制度土壤。
雷军说的“科技公益”
到底是什么？
“科技公益”与“科学慈善”本质上是同一件事——前者侧重政策语境，后者侧重慈善研究语境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正在崛起的现象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、企业家，正在通过慈善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、前沿探索和科研人才培养。
专栏开栏一文中，首次系统提出“科学慈善”概念：个人、企业或慈善组织以奖励或资助等方式，不以商业回报为目的，支持科学研究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科学交流、科学传播和科学社群建设的活动或事业。
2025年，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发布首份科学慈善报告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》，收录7个案例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图景：中国“科学慈善”的时代，正在到来。
雷军在建议中提出三个核心方向：
一、为公益基金会支持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；
二、支持公益基金会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；
三、将企业、个人资助科技公益的行为纳入创新评价。
这三个核心方向不仅是关于“政策优化”的建议，更触及了发展“科学慈善”的关键：公益慈善力量支持科技创新，需要更好的制度环境、更深刻的融入和更坚实的激励。
为什么“补位”？
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
雷军建议中有一个关键词值得反复咀嚼：“补位”。
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中那些探索性极强、成果不确定、非共识性的前沿课题，往往难以从传统资助体系中获得足够支持，而这正是“科学慈善”可以发挥独特价值的领域。
腾讯于2022年出资100亿元人民币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，支持基础科研“从0到1”的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。旗下“科学探索奖”已资助347位青年科学家，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十大领域，奖金由获奖人自由支配。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”已资助139位研究员且“选人不选项目”，不设考核指标，鼓励自由探索。
由科学家与企业家共同发起的中国内地第一个民间科学大奖——“未来科学大奖”，则扮演了另一种“补位”角色。成立10年来已评选出46位获奖者，均是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果的科学家，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，被《自然》杂志誉为“中国的诺贝尔奖”。大奖既吸引了公众关注，又通过配套的科普活动将科学家推向台前。而其“科学家定标准、企业家出资源”的独特治理结构，既保证了奖项的学术公信力，也确保了资金的长期可持续性。
2016年，盛大网络创始人陈天桥和雒芊芊夫妇宣布投入10亿美元，成立天桥脑科学研究院，专注于投入大、周期长、失败率高的脑科学领域。他们通过与加州理工学院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国内外机构合作搭建起科学慈善支持体系，通过慈善捐赠、商业孵化等灵活的方式，支持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，再到产业化的完整脑科学研究与创新链条。
正如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的8个影响力特征》一文中总结的，“科学慈善”案例体现了对我国现有科研和科研支持体制的有力补充：做国家想做而力度不够的事，如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；支持国家财政资金尚无法覆盖的领域，如利用慈善资金对可能长期不能实现成果的科学研究进行资助；做行政力量不方便出面的事，如由民间组织通过设立国际科学大奖在中国建立国际科学家社群。
从“补位”到“共舞”：
科学慈善的现实困境与破局
“补位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雷军在建议中指出了现实困境：“目前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配套政策对‘科技型公益基金会’缺少针对性的规定。公益基金会资助基础研究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行为，符合慈善法倡导方向，但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尚未被充分纳入政策视野，在实操环节仍面临政策层面的制约。”
《慈善家捐助科学研究》报告中也呼应了科学慈善面临的制度障碍，其中面临的六大挑战第一条即是：“科学慈善事业总体上还缺乏支持性的政策和舆论环境。”
具体表现在：
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项的备案流程复杂，运行成本高；
公益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，在现有评奖评优体系中认可度远低于政府资助项目；
公益基金会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体制内资助渠道的路径不畅；
对科学慈善项目的成果衡量和评估，缺乏理论和实践支持。
雷军的建议，正在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。
建议中提出，探索建立科技公益评价体系，以资助项目的科研攻关成效、人才培育质量、成果转化效率等为核心指标；畅通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的备案机制；鼓励公益基金会资助国家及地方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；将企业资助科技公益的行为纳入ESG评价指标……
企业家精神的慈善表达
如果说传统的慈善是“把钱捐给看得见的疾苦、够得着的需求”，那么像雷军这样的企业家、慈善家的实践，正在定义一种新的慈善范式：用企业家创新思维和执行力打通制度壁垒，让慈善资金成为科学家专心投入科研的底气。这是企业家精神的慈善表达。
2021年，小米公益基金会成立，这是雷军和几位创始人探讨“如何更好地用科技成果回馈社会的”时的动议。作为一家由科技企业背景和创始人多为专业背景经历的企业基金会，聚焦在“科技+人才”摸索，逐步建立起从支持学生、学者到推动前沿科研的“三层金字塔”体系。
小米通过“小米青年学者”项目计划捐赠5亿元覆盖100所高校，为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提供不设限的资助，让他们能安心坐“冷板凳”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，截至2025年底，已支持1082位青年学者。捐赠之外，基金会更致力于发挥小米的产业洞察与技术资源，充当连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桥梁与催化剂。基金会先后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赠，成为两家科学基金历史上首个社会捐赠方，也引领了科学慈善新风潮。
这正是“科学慈善”最独特的价值——它不只是一种资金补充，更是一种价值立场：在高风险、长周期、不可预测的科学领域下注，并愿意容忍失败，支持科学家“做难而正确的事”。
如陈天桥雒芊芊夫妇所说：“科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，但总是要有人去做，要有纵身一跃的勇气。”这份勇气，来源于敢于资助未知的慈善精神、敢于探索前沿的科学精神，以及勇于创新和实践的企业家精神。科学精神、企业家精神、慈善精神，在“科学慈善”的实践中得到了统一。
“科技公益”的两会建议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之外，也向我们提示了一个值得探索的建设方向：建设政府、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，科技支持体系多元格局。
当越来越多企业家、慈善家选择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、青年科学家和长期探索时，“科学慈善”也将不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，而会成为中国创新体系中的生力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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